日本汉学发展情况（早期日本汉学特点）

三玄是指谁 汉学和佛教的传入，是如何促进日本早期私塾教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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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作为日本古代教育形式之一，私塾教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儒学传入后日本贵族在宫廷内开展的私学教育。

当时正是汉学思想和佛教思想逐步被引入到日本的时期，可以说，日本的私塾教育是伴随着汉学的引入和佛教的传播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江户时代，日本私塾教育继承了奈良、平安、镰仓和室町时代私塾教育的基本特征。

因此，要深入理解江户时代日本私塾教育，有必要对其先前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

私塾教育在日本历史悠久，日本古代私塾教育的出现离不开汉学思想的引入和佛教教育思想的传播，这被日本教育史学界看成是私塾教育产生的源动力。

一、汉学的传入与私塾教育的初现

日本教育史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应神天皇时期。

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到，应神天皇时期，百济王的使者阿直岐来日，因其精通汉学经典四书五经，便被聘为当时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

阿直岐来日的第二年，在阿直岐的推荐下百济博士王仁来日，为日本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标志着汉学和儒教初次传入日本。

随着《论语》和《千字文》的传入，宫廷贵族开始学习汉字、汉学，宫廷内出现了教师教授汉学的教育活动，这是最早出现在史书中的教育活动。

汉学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儒教，儒教并非一种宗教，而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学说。

所以它的传入非但没有与日本古代固有的道德体系产生大的矛盾和摩擦，反而很快被日本封建文化所接受。

汉学在教授文字的同时，通过文字传播宣讲儒教，构成了日本古代教育发展的基础。

百济来的汉学者阿直岐和王仁，来日后作为应神天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向其教授《论语》、《诗》、《书》、《易》、《礼》、《春秋》等儒教经典。

汉学者来日与汉学的传入，激起了日本贵族对汉学的好学之心，越来越多的贵族王公向往学习汉学。

为此，日本朝廷在宫中建立起学问所，对皇太子以外的皇族以及在宫中担任士官的贵族子弟教授儒教和习字，标志着宫廷教育的开始。

学问所虽然是在宫廷中开办，但并不是制度内的官学，只是为贵族私设的教育机构，具有强烈的私学性质。

对此，我国学者曾有详细记述：“前述《日本书纪》和《古事纪》中关于太子菟道稚郎子跟随阿直岐和王仁学习儒学经典的记事，被认为是日本宫廷教育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日本有组织的学校教育的开端。”

据此可以推测，当时日本朝廷认识到新传入的汉字和儒学的新颖性、先进性和有用性，引发出学习它们的欲望，于是在宫廷里设置了学问所。

太子及其他皇族、贵族子弟为好学心所驱使而来到这里求学，学习习字和儒学经典，所使用的教科书最初很可能是《千字文》和《论语》，教师由阿直岐和王仁担任。

当时，儒学典籍的阅读 *** 可能是源于百济译读法的日本式的“和读”，或称“国训”，而模仿汉字发音的音读法是以后发展起来的。

在宫廷里开设学问所，开辟了日本的汉学听讲渠道，这是一种崭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当时的宫廷学问所不是根据相关的教育制度设立的官学，而是宫廷贵族为子弟教育私设的教学机构，即私塾。

因此，这时的宫廷教育只是日本教育制度的萌芽，而日本教育制度的真正出现则始于公元8世纪初大宝律令的制定（701年）。

继王仁来日后，日本不断邀请百济的五经博士到宫廷来讲学，如继体天皇七年（513年），百济国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来到日本。

据《日本书纪》“继体天皇纪”条载：“七年癸巳，夏六月，百济遣姐弥文贵将军，州利即尔将军，副穗积臣押山，贡五经博士段杨尔，别奏云：‘伴跛国略夺臣属已汶之地，伏请，天恩判还本属。”

既谓“五经博士”，表明当时“五经”（即《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诗经》）已经传入日本，故有学者将“继体七年，是为五经东传之始”。

《日本书纪》“继体天皇纪”条又载：继体天皇十年（516年），“秋九月，百济遣州利即次将军，副物部连来谢赐已汶之地，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依请代之”。

可见，当时百济国与日本之间形成了制度化的五经博士轮替现象，这对日本儒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后，日本与百济、中国的来往越加频繁，除国家正式派遣的使者之外，也有许多学者、帰化人来日，并带来许多外来物品和书籍。

钦明天皇十四年（553年）6月，百济国就曾发布了向日本轮流派遣医、历、易等科博士的“敕令”。

此后，不断出现以个人形式兴办的以讲授历法或易理为主要内容的“私塾”教育设施。

如推古天皇十年（602年），“冬十月，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是时，选书生三四人，以俾学习于观勒矣。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大友村主高聪学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学方术，皆学以成业”。

推古天皇时期百济僧侣観勒来日，带来了许多关于暦本、天文、地理、遁甲（忍术）等书籍，引来许多学生前来向其学习。

我们可以推断，当时长期在日本停留和帰化日本的学者，在日本的主要生存方式应该是教授汉学，通过个人才学吸引好学之士前来求学，换言之，这种教授知识的个人营生方式是私塾教育在日本的早期体现形式。

二、佛教的传播对私塾教育的促进

在王仁来日260余年后的飞鸟时代，佛教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倭国（指古代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

可见，日本在佛教传入前，既已盛行“巫术”。

如众所知，飞鸟时代的日本正处于由分散的部落政治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过渡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具有萨满色彩的“巫觋”文化，已经不能满足中央集权制的统治需要了，它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思想与之相适应。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日本佛教应运而生。

崇峻天皇五年（592年），崇信佛教的苏我氏家族（在朝廷中掌管财政），在衣折战役中，击败了反对佛教的物部氏家族（在朝廷掌管军事）。

苏我马子控制了朝廷，同时拥立自己的外甥女即皇族女性丰御食炊屋姬为推古天皇。

之后，推古天皇以圣德太子为摄政王进行政治改革。

其改革的核心是弘扬佛教，以王法和佛法的相互依赖、神佛习合及本地垂迹为支撑，正式确立了日本的天皇制度。

同时，仿照隋朝以佛教安天下的做法，标明以佛教为国教。

于是，“日本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便以佛教为中心展开”。

推古二年（594年），在天皇和圣德太子的支持下，日本“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遂激起贵族阶层的修习佛法和造寺热，如大业四年（608年），圣德太子“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

另据推古三十二年（624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佛教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

随着佛教的普及，信众的增加，带动了寺庙建筑、佛像建造等工艺学术的发展，而建筑建造工艺的发展传承主要是靠师徒间的口头传授。

在7世纪前，儒教、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对佛经、佛像、儒经等的信仰和崇拜上，教义伦理还没有渗入社会道德生活之中。

伴随儒家经籍传入日本并成为宫廷教育的基本教材，佛教经典也通过朝鲜传入日本。

儒学与佛学的融合，成为日本未来文明发展的一种历史潮流。

所以圣德太子在推古元年（592年）被立为皇太子后，他接受的教育内容就是兼有儒学和佛学两种知识。

故《日本书纪》称：圣德太子的学问师承，“兼知未然，且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按：一名慧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并悉达矣”。

文中的“内教”是指佛教，而“外教”所涵盖内容较为复杂。

如《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载：“上宫王师高丽慧慈法师，王命能悟《涅盘》常住五种佛性之理，明开《法华》三车权实二智之趣，通达《维摩》不思议解脱之宗，且知经部、萨婆多两家之辨，亦知三玄（指《庄子》《老子》《周易》）、五经之旨，并照天文地理之道，即造《法华》等经疏七卷。”

如此丰富的知识素养，自然会让圣德太子成为引领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位舵手。

于是，在推古天皇的支持下，圣德太子在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颁布了杂糅儒佛思想的《十七条宪法》。

如第一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二条“笃敬三宝”；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等。

显然，《十七条宪法》的思想系统是以儒佛二教为本。

因此，有学者评论说：“今日研读十七条，可以看出，它完全本乎国民性情，取乎儒家思想，而又益以佛教教义、参以刑名法家学说，其名固与今日之宪法相同，其实亦足垂范后世。”

为了适应日本社会所出现的这种文化新气象，圣德太子加大了派出和引进僧人的力度，甚至出现了大量移居日本的高丽僧人。

圣德太子大量接受大陆文化，兴隆佛法，积极建立寺庙，大力推行佛教与儒教，并将佛教与儒教作为其革新政治的思想基础。

为培养理解新政精神，具有改革政务实力，勇于担当的人才，圣德太子曾于推古天皇八年（600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推古天皇十六年（608年）及推古天皇二十二年（614年）四次遣使入唐，他们多数都长时间留居唐朝，深入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

又如，在移居日本的高句丽僧人之中，慧灌曾入隋在嘉祥寺随从吉藏学习三论宗旨，他在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年）移居日本，住于飞鸟元兴寺专弘空宗，开始创立三论宗。

后来，慧灌在河内国志纪郡创井上寺，弘扬三论宗，故为日本三论宗的鼻祖。

参考文献

日本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私塾